何著之所以能够在林林总总的行政诉讼法教科书中脱颖而出，进而成为行政诉讼知识传播的典范之作，其秘诀就在于较好地处理了教科书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家庭自治是说，尊重家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家作为一种整体所内含的秩序规则对内具有合法性，对外可经过民主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则。因此，权利和利益成为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之一，它在理论上同人口数量的多寡没有直接关联。
这意味着，在人民意志与人口之间，基于共同体的现实条件，有一个基本的比例要求，这一比例何在，就是一个理性筹划的事情。但是，仍旧要注意的是，即便现代化发达如今日，家同人口之间的自然关联仍无法取消和替代，家仍旧是人口公共治理不可化约的一个基本单位，婚姻和继承法是这种不可化约性的典型表现。当西方文化试图将人口的单位理解成个体的时候，所谓的道成肉身，即上帝化身为基督耶稣来展示其启示，所产生的便只能是家外、非婚生子女。五、人权、权利与人口治理2004年，中国82宪法新增人权条款，即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不过，在论及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时，常常有一重关联被人忽略：何为对内主权与人口之间的关系？通常所说的主权独立是指对外主权，而对内主权一般是指人民主权。
到了现代文明世界，对于人口的控制则是公共理性法则，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快速膨胀，除了战争结束进入和平阶段之外，引入现代医疗，使得整个国家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从而有能力对抗自然法则（如疾病、瘟疫等），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欧洲18世纪中叶以前，独立意义上的人口概念尚未形成[9]。2006年，吉林市工商局确定了三年内完成非强制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并在系统内全面推行实践，从而将学理上的非强制行政活动方式转化为现实的行政管理模式。
简单说，工作规则是众所周知的东西，需要监督和强制实施。尽管对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分是无可厚非的责任形式，但是对于权力色彩较弱的非强制行政行为而言，通过行政处分追究责任有时过于严厉，也不利于发挥公务人员实施非强制行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首先，就外部责任而言，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非强制行政行为的过程中，损害了相对人的实体权利而对其承担的责任。由此可见，非强制行政行为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符合行政改革目标的重要行为方式。
{12} （P302-303）亚当·斯密的这段名言不仅说明了制度在人类社会这盘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强调制度必须符合人类理性精神才能发挥积极的功效。经过不断的重复，在某一阶段上，它们就会为大家所公认，并被赋予正式的组织机构。
假如没有SOPs，组织可能对每一状况的反应可能会慢得多，反应的有效性也会降低，并变得更没规律。只有制度设计合理，才能保障人权，才能实现行政权公共效能的最大化，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公正。非正式规则是无意识的，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工作规则一直是受直接参与者监督、由直接参与者强制实施的。
{22}(P48)可以看出，对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是非强制行政行为外部责任的主要形式。行政程序可以确保行政过程的公开化和标准化，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因此，作为折中的处理方案，将降低考核等级作为违反非强制行政制度的责任机制则较为妥当。实际上，非强制行政行为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例如，有的行政奖励规则并未设定奖励权限，结果导致行政奖励的名目过多、过滥、甚至徒有虚名。
2005年，福建省工商局将泉州工商行政指导的成功经验在全省推广，在泉州经验的基础上，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也开始探索和应用非强制行政的方法和手段。制度包含着强制，所有规则都包含着禁止、允许或要求某些行动或结果的规定。
当然，也有学者对赔偿和补偿责任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
{7}(P146)在我国，有学者对与行政指导相关的67部文件进行了统计，发现其中以政策形式下达的占41部，而具体行政指导的依法率也只有37%{8}(P330)总体来看，非强制行政行为在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非强制行政行为缺少法律依据。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1-192页。一般来说，强制性行政行为必须具备明确的法律依据，并遵循无法律则无行政的原则，因为强制行政行为通常是对相对人设定义务或负担，为了防止行政权过分干涉私权领域，必须以法律授权约束行政主体的行为。这种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层面的灵活性。{1}(P1756)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制度概念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按照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针对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行为准则。《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实施非强制行政管理程序暂行规定》第74条除规定行政处分之外，还规定了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等责任类型。
对此，本文以泉州市工商局和吉林市工商局颁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为对象展开分析。第四，非强制行政行为缺乏救济途径。
限定了行政活动的内容。非强制行政制度保持开放性，就像吉林市工商局设立登记事务导办制度、维权兴企引导制度等十项工作机制那样，行政主体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行政活动的不同领域灵活地设计非强制行政制度。
尽管非强制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权益的几率较小，但毕竟无法完全杜绝。法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法律意识，包括一般人的法律观念和法学的各个门类。
第二，非强制行政行为缺乏程序规则。依法行政原则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运行，非强制行政行为也不例外。这就意味着，非强制行政制度中也必须包含行政法治的指向，只有以行政法治的观念来统摄非强制行政制度，才能防止其制度文本流于形式。《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实施非强制行政管理程序暂行规定》第73条规定则更为详细，分别列举了伪行政指导、错误的行政指导和违反诚信的行政指导等可获行政赔偿或补偿的情形，因此其操作性更强。
第三，具有灵活性特征。而公务员的考核则是对公务员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评价，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
尽管从法理上讲考核是对公务员的评价而非处分，但实际上考核结果会对公务员的利益造成直接影响。摘要: 非强制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依职权主动作出的，不以强制相对人服从、接受为特征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行政调解和行政信息服务等类型。
例如，行政主体故实施了错误的行政指导，在相对人自愿接受的情况下，结果就可能给相对人造成损害。如何建立和完善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法律调控机制，依然是当前行政法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认为，在非强制行政制度的责任条款中，应当更加重视这种将公务人员对制度的遵守情况与其考核等级相连接的做法。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10}莫于川．行政指导法治化问题研究[A]．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4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1}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1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4}[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M]．周叶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5}[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M]．龚觅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16}[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M]．刘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7}[美]小威廉·T．格姆雷，斯蒂芬·J．巴拉．官僚机构与民主—责任与绩效[M]．俞沂暄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8}[美]盖依·彼得斯．美国的公共政策—承诺与执行[M]．顾丽梅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9}[美]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M]．孙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20}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研究[M]。但对合法的行政指导而给行政相对方造成经济或其他方面损失的则应减免补偿。第三，非强制行政行为缺少责任和监督机制。
按照近代以来的国家观念，民主政治是一种责任政治，民主行政也是一种责任行政，它需要对法律、对社会、对人民负责，行政权力的行使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在一定的义务限制范围内行使权力。在行政机构里，常规被称为标准操作程序(SOPs)，是指设计适合解决特殊情况的规范，当实际环境与这些情况相似时，行政机构的人员就可以利用这些标准规范。
习惯和常规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有效达到目的，而且可以保存稀缺而宝贵的决策时间和注意力。执行机制则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
{13}(P73)法治不是另外一组语言，而是一种思想的习惯和一套程序及制度。（二）构建非强制行政制度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法国行政法学家奥里乌曾经说过：行政制度主要是起稳定性作用的。